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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22期 2018-10-17

鼓励中国人多生孩子,除了给钱,还要给什么

刘文昭  

昭昭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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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9月10日晚,国家卫健委内设机构正式亮相,其中与计划生育有关的部门调整引人关注: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被撤销,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取而代之。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此次机构调整,放宽生育限制,奖励生育已成社会共识。鼓励生育给补贴就行了?除了给钱,鼓励生育还需要注意什么?…[详细]

可以鼓励生育,但不能出“损招”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二孩出生率低于预期的背景下,很多人口专家都在为提高生育率建言献策,发放生育补贴,个人所得税减免、延长产假等举措,也早已深入人心。

一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区性的鼓励生育政策,对于这类政策,公众除了觉得补贴力度不足之外,并无太多不满。

也许是觉得给补贴在国际上已是惯例,毫无新意,有的专家脑洞大开,提出了更为奇葩的办法。如有学者提议建立生育基金,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在生育基金的消息引发热议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还继续建言——由于丁克家庭在年老后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来抚养,不应当鼓励和提倡,应该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这类政策的荒谬之处显而易见。鼓励生育可以,但鼓励生育不能变成强制生育,更不能将公民视为一种可以任意使用的资源。这类政策的本质是在对不生或少生家庭进行惩罚。

在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的现在,要想鼓励生育,政府理应分担更多的育儿费用,而不是想办法把负担转嫁到个人头上。

鼓励生育不应急于求成,要以尊重个人生育权为前提

有人会说,这些学者目的也许是好的,一方面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过快,另一方面人是消费者,更是贡献者,一般来说,人一生中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消耗的价值,人口越多越好,鼓励多生总是没错。

非洲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值年龄是19.5岁,远低于发达国家。按照一些国内学者的观点,这些国家蕴含着丰厚的人口红利,未来一定会获得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的双重回报。

然而专栏作家戴维·皮林指出,根据联合国的预测,非洲人口数量将在30年后翻一番,达到20亿人,到本世纪末达到40亿人。如果所有新出生的人口都能找到工作,全球经济增长将逐渐向非洲转移。

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这种前景看起来同样可信),非洲可能会成为不稳定和绝望的焦点。

赞比亚街景赞比亚街景

他进一步指出,一些专家对人口红利理解有误。人口红利的真正涵义是抚养比下降,即适龄工作人口相对于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和退休人员的比例上升。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适龄工作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60%-70%,而由于非洲儿童占比过高,这一比例仅为54%。从这个角度看,非洲没有人口红利,它有的是“赤字”。

也许有专家会说,生育率具有惯性,很难逆转。即使现在中国强力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不会大幅提升,根本不用担心出生儿童大幅增加。

即便如此,鼓励生育也应以尊重个人意愿为前提。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不同的父母对生育孩子的理解也不一样,有的父母可能生完两个,还想生第三个,才觉得人生圆满;有的父母则担心未来竞争激烈,更愿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帮孩子实现阶层跃迁。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曾表示,让人们有生育自主权,然后再看看生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谈得上鼓励生育,然后要考虑应该给予怎样的福利,“一边捆着你,一边鼓励你,这有什么意义呢?”

除了给钱,鼓励生育还要有更长远的政策准备

即便是需要出台鼓励措施,政府光给补贴还不够。对政府而言,直接给予育龄夫妇补贴、税收减免以及更长的产假等,做起来比较容易,主要障碍在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承担这个成本。

不过,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即使政府愿意花真金白银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很难大幅提高,这在东亚国家尤其明显。

日本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出现少子化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其总和生育率只在2005年起才出现反弹,从1.26反弹到2017年的最新数字1.43,12年间不过提升了0.17。

日本总和生育率(1990~2016)日本总和生育率(1990~2016)

韩国的形势更为严峻,在过去10多年内,韩国共投入了126万亿韩元解决低生育问题的预算,却收效甚微。2017年,韩国出生的婴儿数下降到35万名,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05,达到史上最低水平。

花了钱,为何没效果?除了指责政府投入不足,还有韩国学者指出政府投入的方向有问题——政府将低生育预算的70%-80%都投入到了生育奖励补贴和育儿补贴等“短期”政策上。

斯德哥尔摩大学人口学教授贡纳尔·安德森也认为政府的直接干预作用有限:总的来说,“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政府下令多生孩子,或是搬出爱国主义,为多生孩子的家庭发放现金补贴,都很难大幅提升生育率。

韩国学者反思后认为,不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现状,提高生育率将无从谈起。为此,必须解决青年就业和住宅问题,改善年轻人的生活质量,改变工作和家庭对立的生活模式,为年轻人创造愿意结婚生子的环境条件。生育政策目标也要从提高生育率转变到提高儿童和父母的生活质量上来。

中国要想提高生育率,当然要提高生育补贴力度,毕竟与发达国家相比,现在一些地方“500元顺产补助”“免除一定金额保教费”等所谓的补贴,可以忽略不计。

但更重要的是,别以为多给补贴就能解决生育问题,应尽早从“国家大计”的层面出发,准备生育补贴无效后,提高生育率的系列对策。

否则,邻居的悲惨遭遇,我们很可能也要经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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